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越来越成为学界共识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来自不同学科、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都开始对这个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学术关切，从不同侧面、不同视角发表一系列论著，显示了这个研究领域的重大学术影响力和吸引力。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正因为关切度过高而关注点和切入点不同，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上出现了多元化、碎片化，仅仅抓住一点而不及其他，甚至简单化、庸俗化为仅仅是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诠释。为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整体性的研究，以全面把握其总体内涵、发生逻辑、内在机制、理论构成，殊有必要。本文拟从三个共时态的理论维度入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内容的整体性作一分析。
一、理论走向实际的维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进行自主性的实践和理论创新的过程。在这里，首先就存在着一个基本理论如何走向具体实际的环节，这个环节被毛泽东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从历史和逻辑上来看，这个具体化的过程是动态的、复合性的，是民族化、时代化、实践化、大众化的共时性横向展开的过程。
1.世界性理论同民族性特点相结合的民族化过程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在充分吸收人类文明发展成果基础上创立的世界性的科学思想体系，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全人类性的科学真理，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解放和发展自己的行动指南，必然要在全世界得到传播和发展。列宁曾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1](P81-82)另一方面，这种世界性的真理必须同各国具体实践、历史文化特点相结合，才能形成产生现实的科学指导力量。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是提供了一种行动指南，“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来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P96)毛泽东也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2](P534)
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民族特点相结合，根据中国具体特点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做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民族特点有机结合的成功探索。绿林好汉式的农民武装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普遍现象，是封建社会中农民武装斗争的特殊存在形式，特殊的斗争形式形成了特殊的文化心理和行为规范。这种武装力量同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斗争理论、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实践有着原则区别，但在发生原因、斗争形式方面又有相似性。如何对待这类农民武装，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个严肃问题，党要在农村领导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就不能不处理好同这些绿林好汉式的农民武装之间的关系。为此，毛泽东把原则性与灵活性、战略性与策略性结合起来，既坚持党的领导又尊重农民武装的特点，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斗争理论又尊重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心理，确定了对袁、王采取团结和改造的方针，在肯定他们革命精神的基础上，指出他们封建帮会习气、政治目标不明、阶级界线不清等问题，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素质，把绿林好汉式的地方武装改造成为党领导下的红军部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民族文化、历史特点相结合的特征。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武装斗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极富民族特色的话语，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实事求是”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主要是个人品德的规范和治学治史的方法，毛泽东发掘了它的合理文化因子，用来阐释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3](P801)这一阐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化的典范。他还用“有的放矢”这个中国古老成语表述了“理论联系实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创造了一系列新概念、新理论，都是把中国民族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同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结合，用“小康社会”这个传统概念来阐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如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易经》中就已经出现了“与时行也”“与时皆行”的概念，江泽民把这个古老的思想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把它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性特质联系起来，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概念，用来表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胡锦涛吸收了中国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精华，结合我国现代化实际，进行科学提升，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科学概念，展示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习近平把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夙愿进行理论提升，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概念。
2.经典性理论同时代性特征相结合的时代化过程
马克思主义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有机统一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和人类知识走向相一致，与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趋势相一致，与人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相一致。作为一种具有自身内在逻辑结构的科学理论体系，其基本原理和核心观点历久弥新，具有经久不衰的经典性价值。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僵化、固定不变的理论，它始终随着人类文明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处于开放状态，其部分内容会在特定时代主题面前被提到首位，个别论断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品格。列宁多次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之间的同构关系：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1](P66-67)马克思主义同人类文明一样，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始终处于开放性之中，不断焕发出其当代性的理论光辉。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性理论同当前主要矛盾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使之总能够展示出其当代性价值。毛泽东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含义时指出：“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3](P814)也就是说，只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发展着的实际相结合，并用以解决当代实际问题，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国实际相结合，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谈马克思主义，是没有意义的。”[4](P194)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正是这样做的。大革命时期，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用于中国革命实践，同国民党联合打倒军阀统治；大革命失败后，又根据变化了形势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把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斗争理论用于中国革命实践，探索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抗日战争期间，又把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的方法用于中国实际，科学把握了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社会现实，及时改变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建立抗日战争统一战线；抗战结束后，根据中国主要矛盾发生重大改变的实际，领导人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人民解放战争，实现了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不失时机地进行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制定了新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在实践和理论上取得了伟大成就。
3.普遍性真理同具体性实践相结合的实践化过程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整个世界发展的基本规律，它的基本原理对于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多次讲到它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观察和分析事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这样的世界历史性，能够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强大思想武器，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具有普遍性意义，在于其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它的实践性。它并不是抽象的真理，不是公式化的教条，而是具体的真理，是行动的指南。离开具体性实践而抽象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最终将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对此，列宁指出：“如果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美工人运动的劝告可以简单地直接地应用到俄国来，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为了弄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为了研究各特定国家工人运动的具体历史特点，而是为了打知识分子的、派别组织的小算盘。”[1](P127)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对他们理论中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必须走向具体性的实践，必须同广大群众的实践相结合，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同时极其重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践的具体性特点联系起来。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特别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3](P800-801)邓小平也强调：“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5](P191)这就是说，必须把马克思主义贯彻到活生生的群众实践当中，发掘其理论体系中同具体实践联系最紧密的方面，对当下实践作出科学的理论指导，使之从理论形态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具体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同各种各样的教条主义进行斗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土地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们，坚决反对唯共产国际指示为准绳而脱离中国革命具体特点的教条主义，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等又顶住了以共产国际指示为支撑的王明的右倾主张，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正确的战略决策，并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用以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矛盾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特点，独立自主地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伟大结合，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改革开放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特点，成功开创和不断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4.严密性理论同群众性实践相结合的大众化过程
首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内在严密逻辑的科学理论，是对社会生活和无产阶级实践高度抽象的深邃真理，具有特定的话语体系、逻辑层次、概念系统和理论架构，具有完整系统性和学术理论性。马克思一生都在追求自身理论的完整性和严密性，直到生命的终结都没有放弃对自己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列宁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严密性：“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完整的世界观”。[6](P309)毛泽东也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3](P817)马克思主义来自于群众实践但不等于群众认识，它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群众实践只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素材，但并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必须经过理论家的思维加工，群众实践才能上升到理论层面。任何时候都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为常识体系和习惯话语。
另一方面，再伟大的理论如果不同群众的思想、群众的实践相结合，不转化为群众的意识和思想，也不能产生伟大的实践力量。正如马克思早已指出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7](P9)为此，马克思主义必须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乐于并能够接受的形态，转化为人民群众自己的思想观念，成为一种自觉的集体意识和实践遵循，才能真正掌握群众并形成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基础上，以通俗化的语言、简明化的形式、大众化的风格，把马克思主义的严密性理论转化为大众化形态，传播到社会大众的头脑当中，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认知，真正掌握群众并形成强大的实践力量，实现时代精神精华向民众群体意识的转化。毛泽东本人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大师，他以独有的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文风，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矛盾论》《实践论》《为人民服务》等一大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著，它们结合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实际，通俗易懂、风格简明、广大干部群众易于接受，打破理论同实践、理论家同社会大众之间的区隔，使马克思主义同广大干部群众之间实现直接对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普及的重要路径，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典范。
二、经验走向理论的维度：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
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际的过程中，创造了许多宝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不仅是对自己成功实践的科学总结，同时也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基础，构成了理论提升、道路开拓、制度创造的重要来源。把中国化的实践经验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1.经验上升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的重要途径
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实践经验上升到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作为感性认识的实践经验，总是片段的、分散的和感性的，只有经过深度的理论总结和逻辑提升，才能成为系统的、完整的、理性的科学理论。人类的实践活动如果总是停留在重复前人实践、遵循既往经验的层面，就会长期处于缓慢的爬行状态，而只有在系统的科学理论指导下才能更加符合客观规律，更加具有主动性和自觉性，不断实现新的飞跃。
理论来自于实践，从实践经验中获取理论的滋养，不断把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推动理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来源并服务于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它本身就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经验的产物，并在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头脑，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是这种新哲学的心脏，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从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立场上，深刻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并把这些经验经过深入的理论加工，创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体系。没有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同时，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阶级斗争经验的科学提升，也不可能创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更是高度关注并深刻总结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经验，不断把这些经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不断发展和丰富。1848年革命斗争经验，1871年巴黎公社斗争经验等，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础。
2.经验向理论飞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向度
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之时，毛泽东就已经提出，中国共产党应该深入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和实践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形态。1941年，他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8](P374)要做实事求是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主观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者，既要克服教条主义又克服经验主义，不仅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也必须把中国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这个科学论断的提出，使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更加成熟、更加完备、更加丰富。
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实际上也就是突破与创新的过程，就是沿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追随当代人类实践的步伐，根据时代特征和矛盾发展的趋势，不断实现思想解放，突破经典作家在当时条件下提出的、带有时代局限性和空间局限性的个别观点；就是要在坚持基本原理和结合转化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提出新的思想观点、概念论断、理论体系、对策思路，共时性地推进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实现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地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经验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的过程，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理论化、系统化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把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不断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的结果。例如，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科学总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实践经验，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论述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初步轮廓。《反对本本主义》深入总结了长期调查研究和土地革命前期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论断，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之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创造性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和提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么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功实现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3.提升当代中国经验，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实践经验的理论提升，明确提出要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使实践中的智慧不断得到条理化、系统化和理论化，经验形态的探索成果日益走向理论形态的建构，不断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完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2015年1月23日，习近平提出了“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强调要“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命题的提出，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系统提升实践经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
几十年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时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时代，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制度基本成熟定型，进入了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新时代。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经过30年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各方面的制度，已经基本成熟定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距离我们愈来愈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时代已经到来。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时代，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思想，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时代，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开篇，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立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时代，也必然会形成标志性的理论创新成果，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时代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精髓，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以当代世界格局和时代特征为背景，以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践基础，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逐步展开中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指导新的伟大斗争的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了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以高度的自觉、自信、自主，为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做出应有的贡献。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时代才初步展开，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正在发展过程中，决不能对新观点过度阐释，对新思想过早体系化，否则就会封闭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之路。
三、国内走向国际的维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指导革命建设改革，并创造性地把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提升，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成；而且努力对外宣传阐释自己的理论主张，在扩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同时，对人类文明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贡献。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理论维度。①
1.对外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闭关自守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9](P66)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不仅不隐瞒自己，而且总是创造条件主动让世界了解自己的理论观点，并以和平友善的态度去影响和感染世界，为世界人民提供了思想智慧和政策参考。
成立之时，中国共产党就公开宣布自己的理论主张和理想追求。毛泽东在建党前夕就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0](P4)举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并明确表示要坚决捍卫之，“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11](P19)。在成立宣言中，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消除“社会阶级区分”，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12](P6)
1936年，刚在陕北安顿下来，毛泽东就指示杨尚昆成立关于长征文稿的编委会，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和各部队发出信函和电报，号召各首长并动员组织师团干部撰写有关长征的文稿准备出版《长征记》一书，向外界宣传长征经历和党的政治主张，并强调此事“事关重要，切勿忽视”。[13](P615)不久，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热情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通过他向全世界详细介绍我们党关于抗日战争、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的主张。在《西行漫记》中，斯诺把这些主张向中国和世界人民作了客观公正的传播，感染了许多国内热血青年和国际友好人士，他们不远万里来到延安参加革命。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历史中，多次同国外记者进行谈话，把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向世界传播，并组织力量做好理论外宣工作。例如，他关于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就是通过美国记者路易·斯特朗向世界公开发布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记述了邓小平从1982年9月到1992年2月间的重要著作119篇，其中73篇都是同国外政要或其他来宾的谈话，占全部篇目的61％强，小康社会、翻两番、一国两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重大观点，都是同外宾的谈话中首次公开阐述或详细介绍的。
历史传统和经验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的历史依据。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要求，坚持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在对外传播自己的理论主张时，从来就是主动的、自主性的，决不为了走出去而迎合他人，也不搞恶意的思想扩张而强加于人。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外传播，在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同时，给人类文明输入了新的先进文化的因子，丰富了世界思想理论的内容，促进了世界的和平发展。
2.对外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理论的可能与现实的必要
从理论上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结果，一方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普遍性特征，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向世界传播的理论可能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大成果——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14](P43)它不仅对中国革命而且对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时至今日，国际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几乎没有不谈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也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重要的理论参考甚至作为指导思想写进自己的党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二个重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充分吸收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反映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理想追求，包含着鲜明的中国性元素。同时，它在本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具体形态，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在基本经济制度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在政治制度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主张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文化制度上力求极大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实现人的精神高度发达，在政党制度上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些都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它充分吸收了世界各个民族各种制度优秀文明成果，体现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基本趋势，反映人类共同的理想愿望和价值追求，包含着丰富的世界性内涵，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需要在世界上进行宣传解释，也能够为世界不同国家的人们所了解。
从现实必要性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体系取得了很大成功，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越来越引起国外学者和政要的关注和兴趣。需要注意的是，除开一些敌对力量的污蔑和攻击不论，还有很多人因为对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发展道路缺乏了解，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产生了误解，包括一些与中国友好的左翼学者，甚至一些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以“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来指称当代中国现实，以“国家资本主义”来概括中国模式，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专制政治、文化控制的混合物，等等。这就提醒我们，中国思想界必须要高度重视理论外宣工作，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向世界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理论，让世界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破除对中国的误解，对那些恶意歪曲中国的论调进行理论斗争，更好地扩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的良性影响，使之为当代人类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3.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自信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对外传播
2013年8月，习近平强调指出：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宣传阐释中国特色，就是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习近平的讲话给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任务，这就是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理论自觉性对外阐释宣传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在世界上得到人们的正确认识，并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当今中国文化国际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一些无法回避的困难，这尤其体现在西方国家文化标准垄断与中国文化标准权缺乏的严重问题。现在的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全球化，所谓的文化“全球化”并不代表全世界的认可或全人类的评判，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强势文化操控下的一种主观审视，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往往是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所制定的规则，必须获得西方发达国家的认可才能实现其文化的国际化发展。中国文化外向发展中，首先就遭遇了文化标准、文化观念的制约，不得不应对西方强势媒体效应下的话语控制，认可压力是无法逃避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以对西方文化标准被动迎合与自身主动转型为代价。一般性的文化传播尚且遭遇如此多的困难和阻力，作为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和制度内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对外宣传更是如此。
为此，中国思想界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政治责任意识，增强对外宣传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能力。首先，需要提升文化担当意识，增强对外宣传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真正做到在宣传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面有责、负责、尽责，向世界说清楚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发展经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纠正国外学者和媒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解，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内涵和人类文明价值。其次，需要确立明确的文化标准权意识，增强学术外宣的自主性。在当代国际经济和文化交流中，标准权是最大的权力，长期以来，某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掌控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标准权，总是把自己制订的规则作为“通用标准”，把自己特殊的价值观幻化为“普世性价值”，而国内的一些学者和评价机构也成为这些标准的俘虏，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遭遇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为此，中国思想界需要打造和坚守自己的文化标准，坚守政治底线和学术自主，突出展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核心政治理念、客观真理的要求、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完整准确地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决不能为了进入西方文化领域而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整内涵。再次，需要建构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化传播的理论资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世界必须借助于一定的载体，这些载体之一就是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社会制度特征，为了更好地在国际上传播这个理论，我们必须适应当今世界意识形态学术化的趋势，尽可能不以刚性的政治话语而采用中性的学术话语来传播，以扩大它的受众面。为此，中国思想文化界应该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的深层底蕴，积极借鉴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扩大对外宣传阐释的世界性视野，构建反映世界文明发展趋势、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体现理论发展规律的学术话语体系，在打破学术话语依赖和标准控制的同时，提升当代中国的理论解释力，形成对外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创造性力量和有效的学术话语载体。
注释：
①对此问题，笔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外宣传阐释的必要与可能》(《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曾有过论述。
原文参考文献：
[1]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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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2]“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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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